
這篇來自於黃建宏的blog,不知道大家看過沒,雖然是已經一年多了,可是裡面提到的東西有些類同於我們在討論的新感知(或新經驗...等),對了,這篇是M大前幾天給我看的,大家花點時間看看吧。
微型感性:概述新感性的社會性
「傅科說權力指向一種『微物理學』,
但『微』不可理解成可見或可述形式的簡單縮小,
而是另一領域、另一種新型關係、
一種不可化約為知識的思想面向:
即,動態與無法定位之連結」
(德勒茲,《德勒茲論傅科》,1986(2000),楊凱麟譯)
儘管美學論述與當代藝術在全球藝術事件發生的場域裡,幾乎有著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但與此同時卻隨著藝術現象的發展,論述與作品在內容上的落差卻與日俱增;而另一方面,隨著林宏璋提出「頓挫藝術」的概念,在台灣激化出了久違的「論辯」可能,也因為其宣言式的論述所面對的正是--美學位置尚未確定,卻已出現市場契機的--新世代的美學問題,讓我們今天似乎有了一個機會同時面對這既是全球性又是地域性的美學問題。
5月2日,陳界仁與王俊傑在南藝大造形所刻意地同作品內容劃清界限,挑起--藝術創作如何在台灣產生行動的可能--這樣的問題,雖說離具體的溝通仍遠,但卻出現了潑辣而爽快的批判和對質;在此之前,南藝大造形所則在3月初春前往北京798藝術特區,在這個最為活絡的市場前線,以學生的作品無厘頭地宣稱「範式轉向」;這裡,我們似乎已然可以看見兩個指向新世代創作者(於世紀交接之初進入高等教育的創作者)的問題--行動主體與美學本體兩個核心面向。而且,隨著流行文化與文化消費而開始出現關於該現象的描繪式與整理式論述,也從另一種切入方式,意味著行動主體與美學本體將成為台灣當代藝術的一個美學契機。5月11日筆者在北藝大科藝所的演講與交流中,在「科技-主體」的議題下,與陳泰松以及科藝所袁廣鳴、陶亞倫、魏德勒、王福瑞,和學生創作者之間也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上述兩個問題的對質;所以,通過「可愛」與「放空」所衍生出的新感性,絕非僅僅作為南藝大造形所的創作特質,事實上,在科藝所的【假動作2】裡,通過對於感性的切割、重組、放大與重複,創造著某種神秘卻輕盈的知覺狀態(這同樣是一種新感性),所以,這是出現在各學院,甚至各範疇的某種現象;於此,筆者更確信作為一個論述工作者似乎越來越迫切,必要面對一個交叉對質的新問題意識--新感性的社會性--而這個問題意識也同時作為〈新感性:「可愛」與「放空」作為一種氣象生理學〉之後個人的概念深化工作,這個階段性的思考,我將以「微型感性」(micro-sensible)命名的概念來加以發展;但必須強調的是,文章重點並非在於命名的精確與否,而仍希望溝通能夠聚焦在美學現象與概念內容上。
「微型感性」是一種將細微感性加以放大的「主體化」動態,這種感性的微型化似乎以「逃逸語言框架的捕捉」作為一種不成文準則。甚至,由於比文字更細微,所以,沉默與喃喃自語似乎變成了它經常的姿態。「微型感性」這一觀念的描繪,可以說是筆者依據南藝造形所的現象論證「可愛」與「放空」這兩種狀態之後,因為北藝科藝所的【假動作2】聯展,對於新的創作狀態所進行的概念深化,主要集中在其最為晦暗的面向--政治經濟學--進行思索。「微型感性」不僅僅限於藝術範疇的發展,但卻在當代藝術中有著最具代表性、較為純粹的表現。
「微型感性」的弔詭就在於它面對著差異哲學在現實社會的失敗,卻又幾近意識形態地活在差異哲學的宿命中;用現實語言來說,就是出自「政治的全面性無能」以及「多元民主社會的失效」。換句話說,微型感性並非如同傅科的「微型物理學」或德勒茲的「微型政治」一般,在當時作為一種新式的指導概念,而在今天作為一種宿命式的必要概念,其原因就在於由微型物理學與微型政治所發動的新理性的能動力量已然失效,而被成人世界指稱為「弱智化」的社會現象,事實上就是一種普遍對於理性思維的不信任,這一現象之所以較前半個世紀更為深刻,就在於今天連批判理型中心的非思理性與行動理性都不再有效。
在這種不信任以及失效的時代裡,我們正處在一種信仰「權力資源」與「感性力量」這兩種面向的拉扯中(而「文化創意產業」就是整合這兩種信仰的政治策略),然而,這兩個面向在今天台灣社會中,更準確地說支持著當代藝術的社會資源,卻存在著極為不對稱的關係。前者繼續創生著大敘述的政治話語,而後者則在一種政經關係極為不平衡的狀態下,極端地分化為為政治正確性服務的「結構化感情」與「市場化感性」,以及逐漸以沉默作為創作姿態的「微型感性」。簡言之,「微型感性」就是一種對於大敘述、政經現實與巨型感性的實驗性逃逸,它在語言網絡,以及政經網絡的孔洞中,其中更因為身體面對現實條件的難以切割,而使得「微型感性」包含著一種同物理身體與象徵性身體之間的鬆脫。它之所以得以逃逸,並非因為強烈的對抗,而是委身於大型論述與感性分享結構的「殘餘」空間。信奉多元化與差異性的個體僅能在這些殘餘空間裡,獲得主體化的可能性--該可能性往往通過虛擬技術的「放大」和「架設」才得以保障--意即「社會性」,也只有逃逸到這樣的空間,個體才可能在一堆謊言和無望中獲得多元尊重與自由的感覺。
於是乎,新感性在此不會像是大陸策展藝術家邱志傑以教條式哲學定義所發動的策略性藝術行動--後感性--,其操作仍有著濃厚的現代主義運動色彩,而其結果則指向大陸當下市場的巨型資本累積;這裡的「微型感性」則是一種出自個別性的問題意識,是一種因為不信任,所以不倚賴巨型論述、巨型市場與巨型感性的個別「主體化」(subjectivation individuelle),尷尬地依賴著公部門補助的分食體系,以及官僚化的美術館展覽機制。這種個別主體化的姿態,在面對自身的創作時(相較於前者是比較自在的狀態),搜尋著自己經驗中的微型感性,通過放大、重複、連結、幻影等等視聽操作,不僅僅質疑著科技的既定語言,同時也對質著從解嚴之後到政權移轉這一路民主進程中,由大量知識份子參與並加以建構的社會性:一種如今淪為無社會批判性的虛偽社會性。他們的社會性就在於這些放大的微型感性,在進入到新媒體(網路)、體制或商業機制的展出流程後,召喚著一種即將出現的族群,一種通過逃逸而集結的弱勢族群;但這裡的「弱勢」並非過去階級意義中的壓迫關係下的被宰制者,而是多元民主發展中被剝奪,或總是被詮釋、受擔憂(製造社會隱憂)的沉默族群。
換言之,這一新感性族群並非缺乏社會性,而是他們的社會性是敘事語言、政經結構與巨型感性所「不予考慮」的所在。而「可愛」與「放空」就是兩種典型的位置,兩種在敘事語言、政經結構與巨型感性中不被規範或無法規範的位置。「新感性」有一種能量與「無眼的」凝視,冷眼旁觀著卓越計畫與評鑑制度等等巨型論述所逐漸形成的學院競爭,沉默地看著並嘗試逃離成人世界的另一種「弱智化」。這一條新的陣線是一種潛在的,甚至必然碎裂的潛在陣線,但可以想見的是,它有可能足以穿透現今已經極為脆弱的校際分界,挑戰或漠視傳統的學術分野,不僅進行跨域的連結(由於「跨域」已經被廉價地消費,不能期待太高),更要挑戰跨地域的連結:依據各種「微型感性」的特殊性進行策略性連結,以身分的分化讓藝術家自身在每一連線上都足夠輕盈。
然而,這種召喚即將族群與臨時性團隊的新感性行動,以目前的狀態來看--不論是遭受大論述或巨型感性予以框架和責難,或是因為自身的遲疑不確定--都還處於一種前現代的階段;換言之,筆者評述中「微型感性」的社會性仍是潛在而不穩定的,尚未能夠構成發揮政治性效果的主體化;但這特殊性必然需要通過論述的指稱,以在言說的場域中預留一處空地;這塊尚未浮現具體世界(複數)的地域,需要政經資源的某種聚集和運作,以及概念的開發和釐清,才得以有效地進行開展。但這種聚集與操作,在目前的現實看來(又是另一種令人氣餒的狀態),若是重複或依循優勢政經族群的權力資源操作模式,似乎可以斷言其未來的扭曲和尷尬;意即,應該有可能通過現有網絡的可能連結,出現一種更為機動性的聚集和運作。新感性,應該面對的並非重複巨型政經圖式的重複,而是「活動力」的問題:積極的串聯與現身。儘管這樣的評述有著相當程度的虛構,但相對於幾乎取消掉所有虛構,只是在權力運作的暴力上掛滿虛無口號的政治「空轉」、社會「空轉」與文化「空轉」,顯而易見,「喃喃自語」、「可愛」、「放空」等「微型感性」真的會比較虛無嗎?當然不,但如何讓逃逸具有積極實效,卻是台灣當代藝術工作者所要面對和開創的。這常被稱之為「喃喃自語」的新感性,或說「肚臍眼哲學」,不正是時下當代藝術的一塊「非思」之域,這其中存在的問題並非社會性或政治性的匱乏,或說求而不得,而是微型感性的社會性對抗著虛偽的社會性的問題。
儘管,美學本體在這一論述中佔有著主要篇幅,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推展並非加劇美學本體與行動主體之間的分裂,相反地,我嘗試說明的卻是該美學本體(這本體比較是德勒茲式的複數本體或是巴迪戊的不穩定本體)本身的釐清即蘊含著一種新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意即新的行動主體。這是一種出現端倪卻仍未現實化的美學本體,而新的行動主體更是一種尚待抉擇的虛構社群。這也是為何筆者在實踐建築系論述的「社會性」以及在北藝大說明的網路社會的政治性,在貼合到創作個體的處境時--換言之,在所謂的實際狀態下--,個體必然被要求在藝術逐漸地事件化與網絡化的同時,個體面對著一種民主所帶來的必要分裂:個體在獨特性上的堅持以及策略化的權力參與;若真如傅科所宣稱的,「人已死亡」,那麼,個體在脫離單一建構性的「人」之後,不正是處在傅科自己在理論上無法解決的一種處境:生命政治與生命美學的分裂。但,德勒茲卻在傅科死後以一種輕盈的方式解讀出一種「電影哲學家」的「無連繫之關係」。如果說,我在〈新感性:「可愛」與「放空」作為一種氣象生理學〉宣稱一種反Castells式的美學本體,那麼,在此必要修正與釐清的是,這樣差異的指出並非意味著要隔絕網路社會此一當代社會性,而是,必要以這樣的差異認知,以及因而可能生成的動態張力,來作為個體同該網路社會之間的連繫。我們或許在找到新的典範之前(如果策略上需要的話),或許應該先行反省:是否仍要延續丹托式的黑格爾觀點,用否定以及死亡宣稱當下並預言之後的絕對躍昇,而不嘗試齊克果的「反諷」與謝林的「愛-弔詭」,順應著新世代真實而堅持的存在(儘管常常是緘默的),獲得一種不斷轉折與不斷共處的聰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